当前的全球经济体系(大多数国家过去80年里都在其下运作)正在经历一个重置过程,世界正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现有规则受到挑战,而新规则尚未形成。今年1月下旬以来,美国宣布了一连串的关税措施,首先是针对加拿大、中国、墨西哥以及若干关键行业,最终在4月2日宣布对几乎所有进口征收关税。美国的有效关税税率飙升至超过了“大萧条”时期的水平,而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反制措施大大推高了全球关税税率。
由此产生的认知不确定性和政策不可预见性是影响经济前景的一个主要因素。关税的突然上调以及随之而来的不确定性如果持续下去,将导致全球增长显著放缓。鉴于当前情况的复杂性和易变性,我们的报告对全球经济提出了一系列预测。
我们的《世界经济展望》的参考预测考虑了美国在今年2月1日至4月4日期间宣布的关税措施以及其他国家采取的反制措施。因此,我们将今明两年全球增长率预测值分别下调至2.8%和3%,相较我们2025年1月《世界经济展望更新》的预测,累计下调了约0.8个百分点。我们还提供了不包括4月关税措施的全球预测(4月2日之前的预测)。在不考虑关税的路径下,全球增长率预测值的累计下调幅度仅为0.2个百分点,2025年和2026年增长率预计均为3.2%。
最后,我们提供了基于模型的预测,其考虑到4月4日之后宣布的措施。在此期间,美国暂停了大部分关税,同时将对中国的关税提高到极高水平。关税措施即使无限期暂停,也不会使全球前景相对于参考预测呈现显著变化。这是因为,虽然一些最初被征以高关税的国家目前因暂停关税而受益,但是美国和中国的总体有效关税税率仍然很高,同时,政策引起的不确定性并没有下降。
全球经济增速虽然放缓,但仍远高于经济衰退期间的水平。今明两年的全球通胀率预测值均上调了约0.1个百分点,但通胀下行趋势仍在继续。到目前为止,全球贸易呈现出了相当强的韧性,部分原因是企业在需要时成功调整了贸易路线。这一次,困难可能会更大。我们预计,全球贸易增长将比产出增长下降得更快,2025年将降至1.7%,相较2025年1月《世界经济展望更新》的预测大幅下调。
然而,全球估计值掩盖了各国之间的巨大差异。对于施加关税的国家来说,关税是一种负面的供给冲击,因为资源被重新配置到竞争力较弱的产品的生产中,导致总体生产率下降和生产价格上涨。从中期来看,关税会削弱竞争,减少创新,并增加寻租行为,从而进一步拖累经济前景。
美国的需求在最近的政策宣布之前已经在减弱,反映了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根据我们4月2日的参考预测,美国今年的增速预测值已下调至1.8%,比1月的预测低0.9个百分点,其中关税的影响占到0.4个百分点。我们还将美国通胀预测值从2%上调了约1个百分点。
对于贸易伙伴来说,关税主要是一种负面的需求冲击,导致外国客户减少购买其产品,尽管一些国家可以从贸易转向中受益。与这种通缩性影响相一致的是,我们已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值下调至4%,降幅为0.6个百分点,同时将通胀预测值下调了约0.8个百分点。
欧元区面临的有效关税税率相对较低,其经济增长预测值下调了0.2个百分点,降至0.8%。无论是在欧元区还是中国,加大财政刺激力度将为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提供一些支持。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可能会经历显著的增长放缓,具体程度将取决于最终确定的关税税率。我们将这组经济体的增长预测值下调了0.5个百分点,至3.7%。
密集的全球供应链会放大关税和不确定性的影响。大多数贸易商品是中间投入品,在成为最终产品之前会在国家之间多次流转。正如我们在疫情期间看到的那样,扰动因素会在全球投入产出网络内向上游和下游扩散,可能产生相当大的乘数效应。面对进入市场渠道的不确定性,企业可能会在短期内暂停业务、减少投资和削减支出。同样,金融机构将重新评估借款人的风险敞口。不确定性的增加和金融环境的收紧很可能主导短期前景,对经济活动造成拖累,油价的大幅下跌就反映了这一点。
关税对汇率的影响很复杂。美国作为征收关税的国家,其货币可能会升值,正如前几次经历的情况。然而,政策不确定性增加、美国增长前景减弱以及全球对美元资产需求的调整(这种调整到目前为止尚属有序)可能会对美元造成压力,正如我们在美国宣布加税措施后看到的那样。从中期来看,如果关税导致美国可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相对于其贸易伙伴降低,美元的实际汇率可能会贬值。
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已经增加,而贸易紧张局势的恶化可能会进一步抑制经济增长。如果市场对增长前景的减弱和不确定性的增加作出负面反应,那么金融环境可能会进一步收紧。虽然银行总体上仍然资本充足,但金融市场可能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然而,如果各国放松当前的贸易政策立场并达成新的贸易协定,增长前景可能立即得到改善。今后若干年内,解决国内失衡问题能够缓解经济风险并提高全球产出,同时对消除外部失衡起到显著作用。对欧洲来说,这意味着在基础设施上投入更多资金,以加快生产率增长。这也意味着中国应加强对内需的支持,美国应加大财政整顿力度。
我们的政策建议呼吁各方保持审慎并加强合作。首要任务应当是恢复贸易政策稳定并建立互惠互利的安排。全球经济需要一个清晰、可预见的贸易体系,弥补国际贸易规则中长期存在的缺口,包括解决普遍使用非关税壁垒或其他扭曲贸易的措施等问题。为此,需要加强合作。
货币政策也需要保持灵活。一些国家在通胀与产出之间可能面临更加艰难的权衡取舍。另一些国家由于通胀冲击接踵而至,通胀预期可能会脱锚。面临价格压力反弹的国家需要大力收紧货币政策。其他一些国家在面对不利的需求冲击时,需要降低政策利率。无论如何,货币政策的信誉都非常重要,而央行独立性仍然发挥着基石作用。
关税调整导致外部波动加剧,避险环境可能长期存在,这种局面对新兴市场来说可能难以应对。我们的综合政策框架强调,必须让货币在基本面力量的驱动下作出调整——目前就是这种情况,并阐明了各国在哪些具体条件下应当进行干预。
在高债务、低增长、融资成本上升的环境下,财政当局面临着更严峻的权衡取舍。大多数国家的财政空间仍然太小,需要实施渐进和可信的整顿计划,而一些最贫穷的国家还受到官方援助减少的冲击,可能面临债务困境。
此外,新的支出需求进一步增大了财政脆弱性。对于有可能受到冲击严重影响的群体,向其提供支持的呼声将会增大。这种支持应终保持高度的针对性,并纳入自动的“日落条款”。过去四年的经验表明,打开财政支持的“水龙头”,比拧上它更加容易。
在一些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国防相关支出面临着新的、永久性的增长。这些支出的资金应当来自何处?对于财政空间充足的国家来说,新增支出中只有临时性的部分——为帮助适应新环境而提供的临时性支持,或为重建国防能力而在初始时增加的支出——可以通过举债提供资金。对于所有其他国家,新的支出需求应当通过削减其他支出或筹集新的收入来抵消。
我们不应忽视加强经济增长的必要性。政府应继续开展财政和结构性改革,以帮助调动私人资源并减少资源错配。它们还应投资于必要的数字基础设施和培训,以便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中受益。
最后,我们应当问问自己,全球体系为什么需要改革。我们还应认识到,几十年来不断深化的贸易关系促进了快速但不均衡的经济增长。在许多发达经济体,人们强烈认为全球化不公平地导致了许多国内制造业工作岗位丧失。这种不满是有一定道理的,即使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就业比重长期以来一直在下降——包括在贸易顺差国(如德国)和贸易逆差国(如美国)。
这种下降背后的更深层力量是技术进步和自动化,而不是全球化:在上述两个国家,制造业的产出比重一直保持了稳定。这两种力量最终都是有益的,但可能对个人和社会造成严重扰动。确保在全球化步伐与应对相关影响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为此,无论是在技术革命还是全球化方面,政策制定者都不应局限于在“赢家”与“输家”之间作出补偿性转移支付这个简单视角。可惜的是,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使许多人接受了一种“零和”世界观,即,一些人得到好处,另一些人势必受到损害。相反,我们必须更好地了解问题的根源,这样才能建立一个更加完善、能够提供更多机会的贸易体系。这一目标已被庄重载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中。根据这一协定,我们应当“促进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平衡发展,从而帮助提高和保持高水平的就业和实际收入”。
全球一体化本身并不是目标,而是达到目标的一种手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有助于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